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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研究

2015-07-21 08:30:53来源:责任编辑:        邓广丰 徐涛 褚丽萍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在我国未决羁押率居高不下,对公民人身权利保障的法治要求越来越迫切的背景下作出的规定。旨在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延伸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关押,进一步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但从实践看,虽然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从司法解释的角度对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作出了相应细化的规定,使这一制度渐成雏形。然而,执行起来还是感觉这一规定过于原则,有待进一步完善。下面探讨如下:

一、存在问题 

首先,审查部门存在“交叉管辖”。《规则》第617条规定,侦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由公诉部门负责;监所检察部门则在监所检察工作中发现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可以提出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建议。此规定明确了对羁押必要性不同阶段审查的职责分工,但由于分散承担职责, 不可避免出现“交叉管辖”问题,容易产生相互推诿和扯皮情况,导致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不能落实到位。

其次,审查期限没有限制。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一种无期限限制的审查,即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应当在逮捕后的哪个期限内进行审查。这一方面可能刺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辩护人随意提出审查申请,增大检察机关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可能造成检察机关拖延、推卸审查责任,使得羁押必要性审查流于形式。 

二、思考与建议

首先,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应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审查职责较为稳妥。

我们知道,侦查监督部门是属于对是否批准或者决定逮捕进行审查的独立办案部门。其客观中立性仅存在于审查逮捕阶段,一旦逮捕决定作出,这种客观中立性就不复存在了。批捕工作如果出现不当逮捕或者错误逮捕的情况,没有了客观中立性,即使有再多的便利也可能会因损害自身利益而放弃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显然,侦查监督部门承担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存在自己刀难削自己把的“先天不足”。而公诉部门的职能是审查起诉和支持起诉,且面对繁重的审查起诉工作,很难有更多的精力去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继续羁押必要性,在审查起诉过程中,除了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外,没有更多的途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足够的了解和深入的接触。因此由公诉部门承担此职责会“力不从心”。

在我国检察机关的权力配置中,人民检察院的监所检察权是一项专门的以法律监督为主的权力。监所检察部门未参与案件的审查逮捕,不存在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也不是办案部门,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没有维持羁押的天然倾向,具有客观中立性。监所检察部门通过驻看守所检察室能够及时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羁押期间的表现,包括是否认真遵守监规、是否有悔罪表现、有无自首立功情节等等,能够方便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意见,具有信息上的优势。而且承担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并未超越监所检察部门的法定职权,无需改变法律,无需增加司法成本,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简便可行。另外,经过审查,无论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继续羁押必要,均应当由监所检察部门出具《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审查意见书》,写明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案件事实与证据、侦查监督部门对其逮捕必要性的认定、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期间的客观表现、在押期间的社会危险性评价以及监所检察部门的结论意见及理由。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继续羁押必要,需要变更强制措施时,由监所检察部门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侦查机关或者本院公诉部门发出《不予羁押决定书》。所以,驻看守所检察室最适合承但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

其次,由于审查期限不受限制,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方式上应该引用公开听证及双向说理制度。尤其在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的申请,需要进行及时审查的,要让羁押的主体(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案件当事人参与到审查程序之中,对羁押必要的理由和证据、事实进行辩论,有条件的还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特约监察员对听证活动进行现场监督,最大限度地实现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公平和公正。

为了提升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不论是解除羁押还是继续羁押,除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必要的说理外,特别不能忽视对被害人开展此项说理义务,通过向被害人阐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及依据,来稳定被害人的情绪,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通过公开听证及双向说理,审查机关有机会同时听取办案机关陈述继续羁押的理由、被羁押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以及被害人的反馈意见等,有助于审查机关准确作出是否批准继续羁押的决定。公开听证及双向说理制度能够给办案机关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其依法办案,加快办案,缩短羁押期限。另外,为节约司法成本,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范围以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刑事案件为限。

三、发展方向 

    首先,从监督性审查走向司法性审查。由于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事关公民人身自由权,在英美法系国家,不论是初始羁押必要性审查还是继续羁押必要性审查,都由法官进行,而且法官作出的决定具有强制力。但我国目前确立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中的审查对象包括侦查机关的羁押行为和审判机关的羁押行为,却不包括对检察机关自己羁押行为的审查。另外在审查时间安排上是随意的,在审查效力发挥上是建议性的,完全是一种监督性的审查。因此,这项制度需要进行司法化改革,使其成为司法性的审查制度。从检察机关只对外审查而不对内审查,走向检察机关只审查侦查机关,不审查审判机关,并由法院对检察机关所办案件是否需要继续羁押进行审查。由法院审查检察机关的羁押行为,既符合法治原理,也弥补了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不包含对检察机关所办理案件的继续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明显缺陷。至于法院所办案件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则不应再由检察机关进行。如果确需审查,应当由审判法院的上级法院负责审查。 

    其次,从建议性审查走向决定性审查。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后,如果检察院发现不需要羁押的,则“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从条文中可以看出,对不需要羁押的,人民检察院是“应当”而不是带有自由裁量权的“可以”提出建议;同时,提出监督意见的方式规定为“建议”而非强制性要求的“决定”,这主要是从监督角度考虑的,既考虑了监督的性质、特点,不代替其他有关机关作决定,又体现了对于解除、变更羁押措施的慎重。而关于“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建立了一个反馈机制。但如果公安机关不予以配合时应该如何办理呢?这显然对办案机关没有强制约束力,可能导致该审查制度名存实亡。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没有规定如果公安机关不通知、不接受检察建议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导致检察机关的监督缺乏刚性保障。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有关机关在十日以内拒不通知或者拒绝检察建议的,可以上报上级检察机关,由上级检察机关与同级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协调处理,并逐步形成决定性的审查制度,即检察机关或法院一旦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应当继续羁押,就应当通知办案机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办案机关应当无条件执行。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该项措施的顺利实施。

    再次,从选择性审查走向强制性审查。对于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法定期限届满后还要继续羁押,办案机关就应当依照定期审查的要求报请法定审查机关审查,未经审查并获得批准不得继续羁押。对继续羁押必要性进行强制性审查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羁押应当有期限,这既为未决羁押的性质所决定,也是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第二,强制性羁押审查并非一味追求保障被羁押人的人权,亦要兼顾侦破案件、惩罚犯罪的实际需要,对于应当或有必要继续羁押的人,经审查仍可以继续对其实施羁押。

所以羁押必要性审查毕竟不同于逮捕必要性审查,应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有无继续羁押必要的条件。不仅规定不需要羁押的情形,也要规定需要继续羁押的情形,以使羁押的条件更具操作性和全面性。如从社会危害角度考察,对于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严重暴力犯罪应继续羁押;从人身危险性角度考察,对故意犯罪再犯、累犯应继续羁押;从羁押后表现角度考察,对在案证据确实、充分但行为人拒不认罪者应继续羁押;从操作性考察,对于有证据证明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同时身份仍无法查明的,也应继续羁押。 

综上所述,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以捕代罚”现象的功效,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保障在押人员的人权。但贯彻落实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仅有目前这些法律的规定还远远不够,还需要相关司法解释的配套规定,同时也需要办案人员转变诉讼观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一新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正确贯彻落实,才能达到法律的预期目的。

(作者单位:科左中旗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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